科技“爆炸式”发展，将人类文明推至一个临界点——“奇点”。2005年，美国未来学家雷·库兹韦尔曾在《奇点临近》中预言：人工智能将在2045年全面超越人类。科技迅猛进步正剧烈冲击着人文思想与道德伦理。

　　如同科学体系，人文思想也需与时俱进，顺应科技与生产力发展的最新成果。现代人文思想的核心在于肯定人的价值、尊严与自由，尊重个体独特性，倡导以人为本的关怀，并警惕科技可能带来的人的异化或物化。

　　科学本身即是最深刻的人文，唯有科学能够回应“我是谁？从何处来？到何处去？”这三大终极问题。

　　然而，科学无法替代人文。人文与科学并非对立，亦非彼此独立。从某种程度上说，人文思想的萌发与发展，既受益于科学进步与生产力提升所带来的人类认知拓展，也在更深层次上源于科学内在的理性精神。归根结底，只有科学体系能正确解释客观世界，并间接阐释人类社会。

　　人文主义者往往未意识到，人文思想乃至一切道德伦理与法律，皆建立在一个隐性基石之上：人类对自身的“神圣化”，即认为人超越物质性与动物性。这种“神圣化”延续至今并不断强化。

　　例如，为何杀人有罪而杀猪羊无罪，甚至斗牛尊龙凯时科技钓鱼被视为雅趣？为何胚胎研究与基因编辑可应用于其他生物，却唯独对人类设限？这种“神圣化”的合理性外在于科学体系，无法与科学理性相容，实为社会发展中形成的类信仰存在。

　　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的“神性”屡遭解构，每次都引发激烈反抗。16世纪哥白尼的“日心说”提出后，被教会势力批驳为“异端邪说”；19世纪达尔文提出的进化论，也曾被蔑称为“猴子理论”；如今人工智能虽突飞猛进，仍有人坚决否认其超越人类智慧的可能。这或许是人类自恋的最后回响。若有一天人工智能涌现意识并在整体上超越人类，人的“神性”将彻底瓦解，建立于此的人文思想亦将随之崩塌。

　　这对人类无疑是巨大风险。人文思想曾引领人类走出野蛮、迈入文明。今日，它及其衍生的科技伦理仍是守护人类的堤坝。一旦崩溃，或催生诸如“植入猎豹基因的百米飞人”或“为器官移植克隆无脑儿”等科技怪胎。

　　然而，旧人文思想的基石——人类自我“神圣化”——已被科技基本解构，那道“防止科技异化”的旧篱笆早已千疮百孔，旧人文思想的崩塌不可避免。它在很多方面可能与快速发展的科技已不再适配。例如，若基因编辑能消除遗传病、助宇航员冬眠、提升人类智力20%……那么，为何这项技术不能有限制地加以研究利用呢？

　　当然，一些看似向善的科技进展，也可能误入歧途，酿成“科技怪胎”，人类必须谨慎试错。

　　旧人文思想将逝去，新人文思想应当建立。我们只能在新的认知基础上重建人文思想。然而新人文思想是何模样？如何重建？至今无人能答。

　　人类理性存在局限，逻辑推理仅适用于线性过程，难以预测突变后的景象。在这“奇点临近”的历史关口，我们仅能望见前路险峰，却不见山顶与彼端的风景。

　　作为一名惯于“踮脚远眺”的科幻作家，我基于现有朦胧认知，提出三点粗浅设想：

　　新人文思想应摒弃以“人的神圣化”为基石，在继续肯定个体价值、尊严与独特性的同时，更加注重群体利益，实现平稳过渡，保存旧体系中的有价值部分。

　　新人文思想须顺应科技最新进展，重建科技伦理：放弃对科技发展的不合理限制，同时保留必要约束。

　　若人工智能真能涌现意识，形成新文明并与人类互利共生或融合共生，新人文思想应普适于这两个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