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向已经清晰：未来的竞争，不在规模，在筋骨（核心技术）；不在流量，在算力；不在模式，在根基。

　　2025年10月17日，观众在2025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上了解一款可载人飞行器（王晓/摄）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并提出深化拓展“人工智能+”，促进新一代智能终端和智能体加快推广，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培育智能原生新业态新模式。支持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建设，促进开源生态繁荣。

　　截至2025年底，我国人工智能领域已取得多项标志性成果。具体表现在：核心产业规模突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达到1.2万亿元，企业超过6200家；开源生态全球领先，中国企业推出的开源大模型下载量全球第一，大幅降低AI使用门槛；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工程推进，中国算力总规模位居全球第二；具身智能规模化部署，我国规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智能终端爆发，AI手机、AI电脑、AI眼镜等加速普及；人形机器人推出300多款，占全球半数以上。

　　从“数字屏幕”到“现实世界”，从“会聊天”转为“会办事”，人工智能正从单点技术突破走向场景规模化应用，加速重塑商业模式、生产组织和生产生活方式。

　　什么是智能经济新形态？如何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针对这些热点问题，本刊近日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朱丹，探讨从“人工智能+”的单点突破，到智能经济新形态的全域升级，人工智能这个技术“变量”，如何转化为中国智能经济发展的核心“增量”。

　　《瞭望东方周刊》：政府工作报告已经连续3年对“人工智能+”作出部署，从信息经济到数字经济，再到智能经济，如何理解今年新提出的“智能经济新形态”？

　　朱丹：从“互联网+”到“人工智能+”，再到今天的“智能经济”，中国产业发展的叙事逻辑正在经历一次深层跃迁。

　　2025年8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标志着我国智能经济发展进入“系统布局、全域渗透、生态共建”的新阶段。

　　2026年提出的“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是对“人工智能+”的系统性升级，标志着我国人工智能发展迈入了构建全新经济形态的系统布局阶段。

　　从演进脉络看，我们走过了三个阶段。信息经济解决的是“通”的问题，实现互联互通；数字经济挖掘的是“用”的价值，将数据转化为生产要素；智能经济创造的则是“智”的生态，让技术从连接走向决策，从辅助走向主导。

　　“人工智能+”与“智能经济”是两个不同维度的概念。“人工智能+”是一种技术赋能，是在现有产业上叠加AI能力，让传统产业跑得更快。它解决的问题是效率提升。而“智能经济”则是一种经济形态重构，以“数据+算力+算法”为核心驱动力，重塑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全过程。它解决的问题是范式转换。

　　打个比方：前者是在车上装发动机，让车跑得更快；后者是重新设计一辆汽车，让交通工具本身发生质变。当我们将AI视为工具时，关注的是“如何用得更好”；当我们将AI视为经济形态的内生变量时，关注的则是“如何围绕它构建全新的产业体系”。

　　这一转向的技术基础已然具备。已披露的核心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到2.8%，技术合同成交额增长10.8%；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28%，集成电路产量增长10.9%。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政府工作报告提到“国产大模型引领全球开源生态”。

　　这是中国数字技术从应用创新向基础能力延伸的一个标志，过去我们谈论中国数字经济，关键词是“规模”“市场”“应用”，现在则是“开源”“生态”“引领”这样的词汇。

　　根据《意见》，到2027年，率先实现人工智能与6大重点领域广泛深度融合，新一代智能终端、智能体等应用普及率超70%，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快速增长，人工智能在公共治理中的作用明显增强，人工智能开放合作体系不断完善。

　　到2030年，我国人工智能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新一代智能终端、智能体等应用普及率超90%，智能经济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推动技术普惠和成果共享。

　　到2035年，我国全面步入智能经济和智能社会发展新阶段，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朱丹：从“人工智能+”到“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意味着发展逻辑要从局部赋能向系统性重塑转型，人工智能将对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全链条进行深度再造。

　　基于对政策与产业实践的观察，我将智能经济的体系架构归纳为三个相互支撑、层层递进的层次。这三层并非简单并列，而是构成了一个“底座驱动-要素赋能-业态反哺”的因果闭环。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这标志着算力基础设施的布局逻辑正在从“空间配置”向“时空协同”升级。人工智能训练耗电量巨大，大模型单次训练的耗电量可达数十万度。算力负荷具有一定弹性，“算电协同”引入时间维度，即若能将部分非实时计算任务安排在新能源发电高峰时段，既可降低用能成本，又可促进绿电消纳。

　　这一层是智能经济的“骨架”，它的升级方向（算电协同）直接决定了下一层的成本结构。当算力与电力实现时空协同，算力成本将显著下降，为高质量数据集的规模化处理提供经济可行性。

　　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写入“建设高质量数据集”。长期以来，数据资源存在质量参差、标准不一、价值密度不足等问题。高质量数据集的核心任务，是为人工智能提供精准、规范的训练素材。2026年2月27日，国家数据局组织72家链主单位签署工作任务书，明确推动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这意味着数据从“能用”向“好用”的转变正在加速。

　　这一层是智能经济的“血液”，它的质量提升直接依赖于基础设施层的成本优势。算电协同带来的低成本算力，使得海量数据的清洗、标注、训练成为经济上可行的商业活动。反过来，高质量数据集的积累，又为第三层提供了“养料”，没有高质量数据，智能原生业态就是无源之水。

　　“产业+AI”属于存量改造，即在既有业务流程中嵌入AI能力；而“智能原生”则是增量创造，即业务本身以AI为核心设计，离开AI该业态便不存在。例如，智能助理、AI原生内容创作平台等，均属于智能原生业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培育智能原生新业态新模式”，正是鼓励这种从无到有的创新。

　　这一层是智能经济的“器官”，它是前两层投入的最终产出，同时也反向驱动前两层的持续升级。智能原生产业的发展，会产生海量的实时计算需求，对算力基础设施提出更高要求；也会产生更精细、更多元的数据需求，倒逼高质量数据集向垂直领域深化。

　　这三层的因果循环，正是智能经济区别于“人工智能+”的核心所在，它不是单向的技术嵌入，而是一个自我强化的生态系统。未来的竞争，将不再是单一环节的竞争，而是这个“骨架-血液-器官”完整系统的竞争。

　　2026年3月2日，观众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参观中国华为公司展示的Atlas 950 SuperPoD超节点（孟鼎博/摄）

　　《瞭望东方周刊》：算电协同已从行业探索上升为国家战略，推动其实现挑战大吗？

　　朱丹：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将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列为新基建工程，核心是为智能经济新形态筑牢算力与能源一体化底座，标志我国AI基础设施建设进入规模化、绿色化、一体化新阶段。

　　第一重是运行逻辑的差异。电力系统要求实时平衡，发电与用电须时刻匹配；而算力负荷具有一定弹性，非实时计算任务可在时间上平移。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运行逻辑，决定了二者协同需要跨越天然鸿沟。

　　第二重是建设周期的错位。算力中心建设周期短，通常1-2年即可投运；而特高压外送通道从立项到建成需要3年左右，大型新能源配套工程从规划到并网往往需要3-5年。这种“快慢不同步”导致实践中常出现“算力等电”或“电等算力”的现象。

　　第三重是成本构成的复杂性。西部地区的低电价常被视为优势，但这只是表象。辅助服务费用、跨省备用容量成本、输电损耗等隐性支出，往往使西部用电的综合成本高于预期。电价优势能否转化为真正的成本优势，取决于这些隐性成本能否有效化解。

　　第四重是利益分配的失衡。西部承担了数据中心建设带来的土地占用、能源消耗和环境压力，但高附加值的算力应用环节仍集中在东部。这种“西部出力、东部受益”的格局，其可持续性面临考验。

　　这四重张力并非不可破解，政策引导下的地方实践正探索出可行路径。例如，宁夏中卫、内蒙古和林格尔等地推动源网荷储一体化模式，在新能源富集区配套建设算力中心，将非实时计算任务留在西部，实现新能源就地消纳。贵州贵安新区通过产业园、能源、数据、算力、算法全链条一体化方式，打造算力产业新模式，形成区域算力成本优势。

　　这些实践表明，破解算电协同难题需要技术创新与机制创新并重。核心不在于追求“完美的协同”，而在于找到适合各自资源禀赋的“可行的协同”。

　　《瞭望东方周刊》：技术创新是智能经济新形态的核心驱动力，“算电协同”之外，当前我国智能经济发展还面临哪些瓶颈？

　　朱丹：从各地政策动向来看，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布局热情高涨。多地政府工作报告均将人工智能列为重点发展方向，各类产业园区、创新中心、算力基础设施项目密集上马。这种积极性值得肯定，但也需警惕同质化竞争可能带来的资源浪费。如果各地缺乏差异化定位，聚焦相同赛道，容易导致低水平重复。

　　与之形成对照的是，一些地区已开始探索差异化路径。例如，广西并未简单复制东部模式，而是利用面向东人生就是博官方平台盟的区位优势，建设“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抢占跨境AI合作先机。

　　这正是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写入“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的原因。报告明确提出打造新兴支柱产业，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低空经济被列为重点。这表明政策导向正在发生变化，未来的资源支持将从“全面撒网”转向“聚焦突破”，引导各地立足自身禀赋，发展特色产业，避免同质化投入。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提法是“壮大科技服务市场”。如果说核心技术是筋骨，那么科技服务就是连接筋骨与市场的韧带。从创新链条看，科技创新解决“从0到1”，科技服务解决“从1到100”。没有发达的科技服务业，再好的创新成果也只能停留在实验室里。这提醒我们，数字经济的竞争不仅是技术硬实力的竞争，更是服务体系软实力的竞争。

　　《瞭望东方周刊》：在“十五五”开局之年的关键节点，政府工作报告首提“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指向一个怎样的智能技术驱动高质量发展未来？

　　朱丹：“十五五”期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要达到12.5%，为实现这一目标，国家安排了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8000亿元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以真金白银支持数字经济的“体魄”锻造。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的关键节点，政府工作报告首提“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既是应对全球科技竞争的主动作为，也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它以需求场景为牵引，让技术扎根现实；以系统重构为路径，推动产业整体跃迁；以人机共生为方向，赋予发展以温暖底色。

　　从追求“体量”到锻造“体魄”，这个转向才刚刚开始。但方向已经清晰：未来的竞争，不在规模，在筋骨（核心技术）；不在流量，在算力；不在模式，在根基。